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俠客島:這次金融工作會議信息量很大 意義深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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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2012年第4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以來,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呈現出新特點,也暴露出新問題,比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、傳統工業部門產能過剩、監管和改革沒有與時俱進等。

現階段中國的杠桿水平不斷增長,加杠桿過度會帶來流動性風險和信用風險,另外房地產和金融業務相互滲透風險交叉,一旦地產出問題,銀行業和經濟體的系統性風險就在所難免。

客觀上說,國內的金融監管水平還有很大提高空間。過去一段時間內,國內的各種金融創新,本質就是“監管套利”。可以說,單一的監管主體已經無法對被監管機構的業務范圍全覆蓋。

在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中,強化的是央行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主導地位,這是央行在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功能決定的。央行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、統一宏觀審慎,是最后貸款人。

剛剛過去的周五周六,有一件大事:五年一度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,在北京召開。

1997年以來,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每五年召開一次。按慣例,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、“一行三會”的高層、各省省委書記或省長會參加,一般為期兩天。會議主要討論金融監管體制頂層設計、銀行體系改革、金融風險防范等重大戰略問題。

可以說,這次會議,信息量很大,兼具“風向標”與“壓艙石”意義。

問題

從2012年第4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以來,已經過去了五年時間。這五年內,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呈現出新特點,也暴露出新問題。

比如,中國經濟也呈現“三期疊加”的新特征,步入新常態。除GDP進入中高速增長期外,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20%以上下降到10%;傳統工業部門產能過剩,去杠桿、去產能、去庫存矛盾突出;

又如,過去為應對實體經濟疲弱,寬松貨幣政策、金融制度創新應運而生,但配套的監管和改革沒有跟上。由此,貨幣資金大量涌入資產領域,推高資產價格泡沫。2014年以來,監管缺位和流動性驅動下,先后吹起股票牛市、債券牛市、期貨牛市,一二線城市房價飆漲。期間也先后發生股市異常波動、債市期市暴跌;2016年10月政府密集出臺樓市調控政策后,房地產逐漸降溫。

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。十八大以來,防控金融風險的重要性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被反復強調。為了維護金融安全,就必須準確判斷風險。“防風險”、“去杠桿”等關鍵詞,也頻繁出現在中國最高級別的會議和場合。

杠桿

金融杠桿從何而來?風險又在哪里?這其中邏輯并不深奧,但是實踐操作起來的疊加因素就非常多。

加杠桿本質就是加負債。金融業天然具有加杠桿的動力,這是因為金融機構自有資本金較少,需要通過主動負債吸收資金、做大資產規模來賺取利差。我國利率市場化完成后、利差被壓縮的形勢下,就更是如此。

以銀行為例,一邊通過負債端吸收公眾存款、發行理財產品,一邊通過資產端配置貸款、債券和非標準化資產,賺取利差。在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下,只要有利差可賺,銀行就盡可能的擴大規模。

金融加杠桿,理想的情況是投向實體經濟,滿足實體的債務融資需求。但在實體經濟杠桿率不斷攀升、投資回報率邊際下降的時候,資金就會回到金融體系內自我空轉、自我膨脹,也就是“脫實向虛”的現象。

金融加杠桿,離不開貨幣寬松的環境。這些年,從中央銀行、商業銀行、非銀金融機構、實體企業到居民,都成為了加杠桿的主體;加杠桿的渠道,則又有銀行表內表外、信托、券商資管、基金專戶、基金子公司、保險等。

現在中國的杠桿水平如何呢?

方正證券的研究數據顯示,銀行表內杠桿,由2013年的14.99倍增長到2016年底的18.79倍;表外杠桿,由2.01倍增長至4.92倍;券商杠桿,由2014年底的8.63倍增長到2016年底的10.72倍;保險杠桿,由2014年底的7.04倍增長至2017年1季度的8.18倍。

這會帶來何種風險呢?

風險

答案是,加杠桿過度會帶來系統性風險。

一是流動性風險。我們知道,期限長的金融產品利率高于期限短的,銀行不斷發行短期理財,如1個月、3個月、6個月,然后配置3年、5年以上的標的,通過期限錯配賺取利差,通過資金池不斷的借新還舊。

過去,在央行提供廉價資金、資金充裕的情況下,這種玩法沒問題。銀行越是做大規模,越是對短期資金依賴,一旦資金面收緊,就暴露出流動性風險,進而是競相贖回、拋售資產,資產價格大幅波動,誘發系統性風險。而現在,央行已經明顯開始縮表、去杠桿。

二是信用風險。競爭下的金融機構獲取資金的成本越來越高,不得不投向更高收益率的信用債、股票、非標等資產,高收益率則意味著高風險。

同時,金融機構產品的底層資產很多是房地產、國企、地方融資平臺、基建等項目,政府隱性擔保是是機構敢冒風險的保障,信用風險看似降低了,但事實上,部分地區企業的債務問題已經出現,未來打破剛性兌付是趨勢。

還有,房地產和金融業務相互滲透風險交叉,一旦地產出問題,銀行業和經濟體的系統性風險就在所難免。

因此,此次全國工作會議上,習近平就指出,“要把國有企業降杠桿作為重中之重,抓好處置’僵尸企業’工作。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要樹立正確政績觀,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,終身問責,倒查責任。”同時,這種風險被明確說明要“屬地處置”,也就是說,在哪兒發生的風險,哪兒就要“恪盡職守、敢于監管、精于監管”。

之所以如此看重風險,是因為從國際金融史看,金融業長遠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并不是創新、比拼誰跑得快,而是看誰走的穩走得遠。遠的不說,次債危機中,雷曼兄弟破產、貝爾斯登被收購等教訓源自他們太追求利潤,把金融搞得太復雜,放任了風險。

漏洞

客觀上說,國內的金融監管水平還有很大提高空間。過去一段時間內,國內的各種金融創新,本質就是“監管套利”。

比如大家印象深刻的股災。在本輪“救市”中,由于三監會對各類集合計劃、傘形信托的監管規則不統一,負責資本市場監管的證監會,就不能對場內場外的融資行為實行統一監管;當股市風險爆發的時候,難以拿出迅速、準確、有效的手段。

再比如,近兩年的“寶萬事件”中,寶能系動用各類杠桿、各類結構化資管計劃耗資430億收購萬科股權,包括保險資金、券商資金、銀行理財資金、股權質押等。復雜的交易背后,涉及銀行、證券、保險等多個監管主體,給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造成嚴峻挑戰。

可以說,單一的監管主體已經無法對被監管機構的業務范圍全覆蓋,監管真空就會有監管套利。

在目前的機構監管模式下,三監會都有自己的“一畝三分地”,機構開展跨領域的業務則需同時與三監會溝通,影響效率,危機發生時監管主體不明就會互相推諉。同時,在防風險、去杠桿的過程中,三監會又出現“監管競賽”的現象,出現了“處置風險的風險”。

因此,本次會議的一項重磅工作就呼之欲出了: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 。

機制

早些時候周小川說過,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已經初步設立了一個機制,叫做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。下一步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在初步達成一致后,“有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”。

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,可謂一只靴子落地。

在這個委員會中,強化的是央行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主導地位。這倒不簡單是官員行政級別高低問題,而是央行在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功能決定的。

央行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、統一宏觀審慎,是最后貸款人。當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和流動性危機的時候,央行如果不能對金融機構、金融產品等信息全面掌握,就無法及時有效地履行最后的貸款人職能。

“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,突出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”指明了未來三監會的改革方向。相對于分業監管、功能監管著眼于產品設計、法律合規,由同一監管機構按照相同的監管辦法實行統一監管,能有效消除“監管真空”“監管套利”問題。

各國都有符合自身國情的金融監管體制,不存在唯一解。現行的金融監管體制適應了當時的監管需求,是歷史的產物,新的監管體制應在舊體制中總結經驗并加以完善。未來三監會不是簡單的合并,銀行、證券、保險業務各司其能,是不同的經營模式,厘清具體金融產品的本質和功能顯得更為重要。

可以說,很長一段時間內,我國金融部門都在為財政紀律松弛進行貨幣化埋單。未來,金融監管改革還需要配以“符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法治體系” ,“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集中統一領導” ,同時加強財政、國企財務硬約束。

作為經濟的血脈,本次會議重申了金融的天職:服務實體經濟。用習近平的話說,“要促進金融機構降低經營成本,清理規范中間業務環節,避免變相抬高實體經濟融資成本。”

去年,我國GDP增量5萬億,銀行體系卻創造了30萬億資產。金融業過度繁榮,實際上已經脫離了服務實體的本質。要讓資金“脫虛就實”,經濟好轉、實體回報率上升是前提。

這就好比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:如果實體經濟景氣,回報率增長率高,那么大家愿意投實體;但如果實體經濟不振,企業需要資金生存,但金融業反而不愿意往低回報的實體領域投資,從而形成“實體愈艱-金融逐利就虛繁榮”的惡性循環。一季度經濟形勢不錯,市場預期改善,也就為金融防范風險、去杠桿創造了較好的環境。

在習近平提出的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的原則中,排在首位的是“回歸本源”。

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思路。大的層面,管黨,建黨90周年講話核心是“不忘初心”;治軍,思路是“準備打仗,能打勝仗”。具體的工作亦如是:紀委,要求回到“執紀”的本源;金融,本源則是服務社會經濟發展,而不是被利益綁架后的“吸血”。

國事如此,人也一樣。

文/庖丁騎牛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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